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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权属:经济学与法学的双重视角
发布时间:2018-12-11 来源:《电子知识产权》2018年第11期

 

许可  法学博士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原文载于《电子知识产权》2018年第11期


摘 要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但现有法律制度并未充分回应这一新型的财产形式。随着数据财产权内部化成本的下降及收益的提升,明确数据财产权不仅符合经济学的分析,也与财产法的标准相符。而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中,数据财产权应首先依循“捕获规则”,分配给收集、处理数据的数据业者,继而再依据“关联规则”,将与人格密切相关且界定清晰的“个人敏感数据”权利分配给数据主体,以弥补“捕获规则”之不足。

关键词:数据;信息;捕获规则;关联规则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勃兴,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据日益成为各方必争之要地。从2016年新浪微博诉脉脉抓取微博用户数据案、大众点评诉百度不正当竞争案,到2017年的菜鸟与顺丰、腾讯与华为的数据纠纷,再到2018年淘宝诉美景公司不正当竞争案,围绕数据的讼争愈演愈烈,呈现出“天下共逐之”的乱势格局。其间症结恰如科斯所洞见:“缺乏清楚的产权界定,便不存在有效的市场”。正因如此,清楚界定数据权属便成为数据秩序建立的前提。对此,尽管我国《民法总则》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迄今为止,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对数据权属问题的正面回应却付诸阙如。本文尝试着将这一问题一分为二:数据能否成为财产权的客体?[1]以及数据究竟归属于谁?并透过经济学与法学的双重视角,作出探索性回答。

 

一、数据可以被财产权化吗?

(一)数据财产权化的经济学解释

德姆塞茨在1967年《关于产权的理论》(Toward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这一经典文献中指出:“当内在化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产权就会产生,将外部性内在化。内在化的动力主要源于经济价值的变化、技术革新、新市场的开辟的和对旧的不协调的产权的调整……总体而言,新的私有或共同产权的出现总对应于技术变革和相对价格的变化。”[2]德姆塞茨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加拿大北部印第安部落土地私有所有权的产生。直在18世纪早期,印第安部落才通过划分狩猎区的方式逐步确立了获取海狸皮毛的排他性所有权。这是因为,此前的印第安人猎取海狸获得皮毛只为了自己消费,土地使用的机会成本为零。随着皮毛贸易的发展,需求的增加大大刺激了狩猎活动,这就要求增加保护资源的投资以实现财富最大化。但对资源的最优化利用需要对狩猎者的行为加以控制,否则,海狸的大量捕捉将使租值迅速耗竭。正因产权的确立可以提高社会的净财富量,所以印第安人才有了确定该权利的经济激励。德姆塞茨对财产权起源的解释为数据财产权化提供了分析框架。

1.数据财产权内部化的成本降低

有恒产者有恒心,财产权属及其权利内容一旦划定,自然产生定纷止争的效果,从而减少涸泽而渔的“公地悲剧”,这就是将耗散的租值“内部化”为集中性收益的过程。不过,这一过程并非自动发生,其依托于相关信息的传递——众人必须具体知晓自己及他人之财产何在,始能促进交易与避免侵权。但基于财产的对世性,让所有人通过一对一的方式获得上述信息,确实不切实际,因此人们有诱因通过公示天下、广而告之的方式来取代个别的信息传递,这就是财产权的公示制度。[3]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公示并非没有代价。这种代价集中在三个层面:系统成本、设权成本和估量成本。[4]这里的“系统成本”是指建立一套特定的公示机构和证明规则及其运营所需要的成本,“设权成本”即由选择创设财产权并受其约束的人所产生的成本,而“估量成本”包括第三方查询公示信息的成本以及信息错误时所负担的风险成本。在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下,数据财产的三种成本随之大幅下降。首先,互联网改变了之前中心化的集中公示方式,同时,凭借着区块链等分布式共识机制,政府作为信任中介的地位大大削弱了。换言之,与不动产或金融财产迥异,国家无需为数据财产建立专门的登记机构,数据业者是最佳的财产公示服务提供者。其次,如何固定、展现和维持客观形式是为信息设权的关键问题。“信息必然是物理的”。[5]从历史上看,信息财产的出现始终与其物理载体的发展密不可分:纸张与著作权、磁带与声音权利、磁盘与数据财产。从穿孔卡片、磁鼓,再到软盘、硬盘,数据载体的成本迅速降低,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种电磁记录,数据恰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低廉的信息存储方式。最后,数据的完整性、可用性和时空压缩特性,能让公众通过各种电子终端随时随地地复制和读取,第三人的估量成本因之降低。

2.数据财产权内部化的收益飙升

国际数据公司(IDC)和EMC(2011)的研究显示,2011 年全球产生的数据总量高达1.8ZB,并预计到2020 年,全球产生的数据总量或将达到35ZB,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海量的数据规模(volume)、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的数据体系(velocity)、多样的数据类型(variety)赋予数据前所未有的价值(value)。数据正成为科技创新突破点,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的新引擎,以及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对企业来说,数据是21世纪的石油;对于个人而言,数据是其生活的再现;对政府来说,数据是基础性的战略资源。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的箴言,在不远的未来将变为现实。

总之,内部化成本的降低及其收益的提升为数据财产权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础。但是,对于一项法律权利,数据财产权仍需要进一步的法律检测。

(二)数据财产权化的法律论证

一项类似于物权的财产权立足于其客体的经济性、可特定性和可转让性之上。

1.数据的经济性检测

经济性是判定某一事物是否符合“财产”之概念的基础,此为比较法上的共识。德国民法将财产看做具有金钱价值的各种权利的综合体,所谓具有金钱价值,即以金钱为对价而让与或者必定产生金钱上可计算的经济收益。[6]在HalwoodCorporation Ltd 诉Chief Commissioner of Stamp Duties一案中,美国法院就“楼面空间”(floorspace)指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权利,既然商业实践中已经把空间当作财产权,法院也应该做同样的事。”[7]我国《民法总则》第42条、43条、44条均将“财产”作为具有经济价值的“自然人或组织的权利之全体”。尽管数据价值的飙升已足以证明其经济性,但它仍面临是否“稀缺”的质疑。诚然,数据无处不在且源源不绝。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和智能终端的发展,新的数据每分每秒都在产生,只要网络用户在线,纷繁芜杂的“电子足迹”就会被记录和收集,不仅于此,数据的“多栖性”(multi-homing)使其广泛栖息于不同的主体之间,并不被一方多独占。但那种认为数据不稀缺的说法忽视了数据无限,但有用的数据有限。数据是典型的时效品,老数据不如新数据值钱,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前者越来越没有价值。大数据与其说是“大”的数据,毋宁是实时在线的“活”的数据。一旦数据“死去”,便一文不值,因为数据的寿命有限。[8]更重要的是,数据不但是原材料,还是产出品。正如经济学家Anja Lambrecht和Catherine E. Tucker所指出的:在变动不居的数字经济中,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仅仅拥有数据就能充分排斥竞争对手,数字战略的重点应当放在数字分析和有价值的数字产品上。[9]因此,数据无疑是稀缺的。

2.数据的可特定性检测

“公示”要求财产必须以公开的、外在的、易于查知的适当形式对外展示。[10]这意味着财产必须具有明确的边界与内容,以方便交易相对方准确把握,从而满足交易确定性、可计算和可预测的要求。因而,“可特定性”,不但包括现在已经存在而可特定,而且包括依一般社会或经济观念可以特定,而不必在物理上必须特定。例如,分别共有物之应有部分、建筑物区分所有的共有部分虽非物理上的特定物,仍可以为物权客体。同时,“可特定性”还指向了依据当事人的意思和其他情事综合判断,得以计算、推知在一定情形下的特定之情形,“浮动抵押”便是一例。[11]作为以0和1构成的电子记录,数据以文档(file)或数据流(data stream)的形式在服务器中存储和流动。凭借着数据物理载体和数据处理技术,数据完全可以被界定、分析和控制,以实现其“特定化”。在新浪微博诉脉脉一案中,法院即认定新浪“OpenAPI通过权限控制实现对用户的角色分配进而实现对数据控制的目的”。在实践中,基于身份层次加密模式、分布式访问控制架构、面向数据存储的安全访问控制机制等数据特定可控模型也已屡见不鲜。

3.数据的可转让性检测

并非一切具有经济性和特定性的事物均构成财产,某些权益(如赡养、抚养请求权)因与主体不可分离而被排除在外,[12]“可转让性”或“可分离性”便成为财产检测的最后一道闸门。英国财产法学者J. E. Penner认为,只有那些偶然地与任一所有者联系起来的事物才能作为财产权的对象。在这一偶然性质(contingency)的作用下,当对象被让与他人时,其事实上的归属发生变化,可并不会造成其他任何规范上的结果。[13]基于此,Penner认为一个人的才智、能力等人力资源无法被财产化。在普通法中,1965年Ainswroth案是确立这一原则的开创性先例。[14]面对妻子就其丈夫提供的住所是否享有对抗第三人的财产权的核心争点,法官威尔伯弗斯勋爵(Lord Wilberforce)将依标的之性质能否转移给第三方作为标准之一。就数据而言,其可转让性似乎不再是问题。近年来,北京大数据交易服务平台、贵阳大数据交易所、长江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中心等数据流通平台不断涌现,数据堂、美林数据、爱数据等数据资源企业渐具规模,互联网企业主导的数据交易也初露端倪。数据市场和数据经济的建立恰恰依托于数据的可转让性。但这里仍有问题待解:个人数据可以转让吗?首先必须指出,“可转让性”并非意味该标的上的任何一项权利都能被让与,因为其“可转让性”系物理上或观念上的判断,而不是法律上的。[15]对此,只要想象一下毒品、枪支或小产权房便可明了。更重要的是,那种将个人数据视为人格一部分而与主体不可分离的观点,混淆了“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的差异,前者是指向或与特定自然人个人身份相联系的抽象内容,其依赖于主体的认识与理解;后者是反映个人信息的代码形式,有着独立于主体的客观性和具象性。因此,个人信息只能发生披露或使用的问题,而不可能称为转让的客体,但数据不然。我们可以举例说明两者的差异。假设一部手机的通讯录存储了大量联系人的姓名、工作单位、电话号码等个人数据,一旦手机掉入大海,沉在太平洋底,通讯录中的个人数据必将随之灭失,不可复见。但是,个人信息并没有丢失,它们依然保存在每个联系人的手中。

至此,数据已全部通过了“经济性检测”“可特定性检测”和“可转让性检测”,足以成就新的财产类型。至于是将其归入物权法下的“物权”,还是单列一法,归入一项“特殊权利”,不过是立法选择问题而已。

二、数据财产由谁拥有?

科斯第一定理告诉我们: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数据财产权的最初分配无关紧要,因为当事人可以通过无成本的安排达到数据的最优配置。基于此,在2016年欧盟网络暨科技总署(DG CONNECT)“适用于有效公正的数据接入、使用和交易的法律制度”听证会上,众多参会代表就表示:无须通过确定数据权属的方式来保护数据,经由合同足以。[16]但问题是真实世界并不是无成本的。首先,数据涉及的当事人是多样化的:从数据主体到数据收集者,从数据供应商和处理者到数据中介与购买者,从数据汇聚者到数据消费者,纷繁复杂的交易方大幅增加了磋商成本。其次,数据的无形性与人的有限理性相结合,衍生出缔约成本。买方在购买前因为不了解标的数据就无法确定其价值,而买方一旦了解所有数据,就可以仿制,从而不会购买,这就是信息经济的“阿罗悖论”。最后,环境不确定性和人的机会主义引发了后续“执行成本”与“监督成本”。数据具有永久可再生性和永久可流动性,只有可信的数据信任源不断运行,才能在保证合法利用的同时避免数据僵尸化,实现数据价值。但如何在数据交易后维持其活性与合规性,就是长期合同关系中的症结。

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科斯第二定理成为我们的理论基础:即数据财产权的原始归属意义重大,因为当交易成本大于数据收益时,数据就不得不“委屈”在低配置效率的人手中。然则,数据的拥有者究竟是谁?在数据利益相关者之中,作为数据主体的自然人与进行数据收集、生产、聚合、加工、储存、处理的数据业者最为重要。为简化分析,下述对权属的讨论以“数据主体”和“数据业者”为中心。

(一)数据业者:作为首要规则的捕获所有权

1.捕获规则的由来

海狸的所有权不但展示了财产权的起源,并与所有权归属的首要规则——“捕获所有权”(capture ownership)密切相关。在普通法的传统里,野生动物的财产权利只能通过物理占有而取得。那么,何为“占有”?著名的皮尔逊诉波斯特案(Pierson v. Post)便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原告主张适用“可能捕获标准”(probable capture standard),即具有合理成功机会的正在追赶猎物的猎人已经充分实施了产生所有权的“占有”行为,被告则认为所有权应归属于第一个捕获或杀死它的人,该等实际捕获标准(the actual capture test)最后被法院所支持。[17]这一对“占有”的认定与财产权公示要求一脉相承——只有实际取得控制的人才能合法地确定其权利。

皮尔逊诉波斯特案意义重大,它不但为野生动物竖立了“捕获规则”,而且发挥了将此规则类推至其他自然资产的桥梁作用。到了二十世纪,它已被拓展到水、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所有权上。[18]捕获所有权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洛克的财产权理论。[19]洛克在《政府论》中以泉水为例论证了他的劳动赋权论:“虽然出自泉源的流水是人人应有份的,但是谁能怀疑盛在水壶里的水是只属于汲水人呢?他的劳动把它从自然手里取了出来,从而拨归私用。”[20]据此,只要人类使任何东西脱离其自然原始状态,并在其中掺杂自己的劳动,就可能使之成为自己的财产,但同时也要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而“捕获”恰恰就是这样的过程。功利主义是捕获所有权的另一个理论渊源。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的观念下,如果保障特定财产权能够提高普遍效益,那么法律就应予以认可。不在人控制之下的野生动物要么是危险的,要么是无价值的。为造福社会,法律应当鼓励人们捕杀野生动物。例如,如果甲知道他可以获得他杀死的任何野鹿的财产权,他就会有向猎鹿活动投入金钱与实践的激励,结果是社会获得了更多的鹿皮或鹿肉。但如果仅有追赶行为就可以获得鹿的所有权,甲就可能不愿意花费时间猎鹿,因为他发现任何鹿都有可能由曾经追赶该鹿,却未最终追上的他人所拥有。因此,捕获规则奖励的是成功者而不是努力者。[21]

2.数据的捕获所有权

捕获规则同样适用于数据。这意味着数据业者对于其合法收集的数据集合或各种数据产品(如数据库、数据报告或数据平台等),享有占有、适用、收益和处分的财产权益。[22]这一论断有着如下的理由:

首先,信息是一种流动性资源(fugitive resource)。就像石油、天然气、水流或奔跑着的野生动物,信息的原始形态是不可见的或流动着的,Steve Levy的名言“信息需要自由”(information wants to be free)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它们具有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能力,因而让一个人对其所能俘获的事物享有所有权便是成本最低的规则。[23]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数据的形成想象为运用电子技术将信息固定化过程,更形象地说,数据是数据业者捕获信息所得的战利品。因而,数据收集者更像是发现者(finder),而不是发明者(inventor)。数据财产权由此和知识产权区别了开来。其次,数据是数据业者劳动的结果。数据并非自在天然之物,其聚合、存储和价值实现有赖于大量的人工干预和资本投入。更重要的是,基于数据的多栖性,数据财产权的设定并未损害其信息的源头,从而符合“洛克但书”——财产权的授予并不导致其他人境况的恶化。最后,捕获规则给予了正向且有效的激励。对于人力和资本双密集的数据产业而言,捕获所有权一方面通过遏制他人的搭便车行为,鼓励了对数据收集、清洗、存储和安全保障的长期投资;另一方面,该规则增加了法律的确定性,有助于数据交易和数据的商业化再利用。不仅如此,捕获所有权将数据业者的实际控制转化为法律控制,这反而提升了数据的开放程度和可得性,从而增进数据的自由流通。[24]可资作证的是,欧盟《关于数据库的法律保护的指令》(Directive 96/9/EC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databases),在赋予那些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又有实质性投资的数据库(database)以特殊权利 (sui generis right protection)的同时,特别允许他人有权自由运用权利人公开数据库中属于单纯事实部分的数据。

然而,甘瓜苦蒂,物无全美。捕获规则在鼓励数据生产的同时,也在加剧竞争,因为它只奖励最后的“获胜者”。一旦激烈的竞争缺乏约束,就会引发不正当的恶性竞争,由此衍生出负外部性。就捕获野生动物而言,会造成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悲剧,就捕获数据而言,可能引发数据的过度收集、泄露或滥用,从而严重损害数据主体的权益。故此,我们把捕获所有权作为首要归属规则的同时,仍须引入另一项规则加以平衡,这就是“关联所有权”(tiedownership)。

(二)数据主体:作为次级规则的关联所有权

1.将关联规则运用于数据

捕获规则并非对流动性资源赋权的唯一规则。以水权为例,与捕获规则如出一辙的“在先专用用水制度”(prior appropriation system)盛行于水资源丰富的美国东部,而水资源匮乏的西部各州,则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河岸制度”(riparianism)。简言之,前者视首次取水者为财产权人,而后者强调由河岸所在土地的所有人决定河水使用。[25]人们将这种从特定物延伸而生的财产权归属规则称之为“关联所有权”。就数据而言,它意味与能够识别出特定个人或与特定个人相关联的个人数据财产权归属于数据主体。

显然,数据的关联所有权将大幅增强数据主体对数据的控制能力,避免数据业者在恶性竞争中对其权益的戕害。一方面,它迫使数据业者内部化使用个人数据的成本。[26]在移动互联和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容易搜集、经常可免费取得、储存成本低廉,数据业者受“捕获规则”的激励,具有强烈动机竭尽所能地收集、使用其所能收集到的最多数量的数据。而基于关联所有权的设定,数据业者必须有偿或有对价才能取得数据的使用权,迫使他们内部化收集、利用、分享、出售个人数据所衍生的外部成本,从而更加审慎斟酌收集及利用个人数据的必要范围,减少滥用、误用的机会。另一方面,关联所有权拓展了数据主体的财产利益。在个人数据财产权下,当事人不再只是消极的被保护者,而是成为能利用市场机制、积极实现其利益的行动者。数据主体可基于成本效益的分析,评估是否、何时、如何、对谁揭露、分享、授权使用何种数据,以满足各自的偏好需求,防范数据业者的滥用和掠夺。例如,在医学研究领域,当研究者从他人基因信息研究而获利时,数据主体理应取得相应回报。[27]

2.关联所有权的限制

不过,“关联所有权”亦有缺陷。实际上,大陆法系对这一规则并不陌生,不论是从物随主物原则(《物权法》第115条),还是孳息归属于原物主的“原物主义”(《物权法》第116条),其功能均异曲而同工。但不同的是,关联规则旨在解决的是不隶属于原物的流动之物。固定与流动的矛盾使之面临着种种质疑。正如法院在Hammonds v. Central Kentucky Natural Gas Co.一案中所指出的:对于迥异于矿藏的石油和天然气,土地绝对所有权的概念不能再进一步了,因为其迁徙性质将摧毁这一理论。它们今天在这里,明天就离开了。当它们是土地一部分时,它们属于土地的所有者,但当它们流动到其他土地,原来的权利也丧失了。[28]并且,关联所有权管理成本和管理门槛的升高,可能导致其投资不足,令资源价值贬损。若要避免关联规则的不利后果,我们必须进一步限定“关联”的含义与范围。

其一,关联应当是紧密的和稳固的。黑格尔的财产人格理论为之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在他看来,财产是人格的延伸。所有权制度把个人自由的自然领域从他的身体本身拓展到了物质世界。这是因为,物从人的意志中获得它的规定和灵魂,形成了人对一切物据为己有的绝对权利。[29]在此意义上,人们对结婚戒指的财产利益,并不仅仅在于其拥有的财产本身,而在于这些物品与人们的自我认同感的深刻关联。所以,关联所有权下的财产是一种特殊的“人格财产”(personal property),其是为了主体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的存在而存在的,体现着人的深厚感情和意志。[30]其二,关联应当是清晰的和确定的。无法准确划定所有权的范围是关联规则的痼疾。譬如,遵循关联规则,一块土地所有人所拥有的地下权下达地心,空间权上至苍穹。可显然,这一认识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人们日益发现,所有权人只能拥有为合理使用或享受土地所必需的空间。而“合理”的财产边界必须有赖于可公示于外的明确“标签”,它可以是围墙、篱笆等物理标签,也可以是文字、标牌等文字标签。但无论如何,该等“标签”应尽可能清晰、准确和易于人们知晓。

从上述对“关联”的理解出发,数据主体的关联所有权首先指向与“人格”密不可分的数据,即“个人敏感数据”。个人一般数据与敏感信息的区分由欧洲委员会1981年《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中的个人保护公约》所首创,并为2018年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所继承,同时被我国《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所借鉴。所谓“个人敏感数据”,是指关涉个人隐私核心领域、具有高度私密性、对其公开或利用将会对基本人格权利重大影响的个人数据。敏感数据不仅是人格的具体体现,还以人格保护为依归。同时,为满足外延明确的要求,个人敏感数据应先以列举法细化数据类型,以此作为权利的核心。敏感信息与各国文化传统、社会价值、风俗习惯息息相关。例如,《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9条列举了“种族或民族出身、政治观点、宗教/哲学信仰、工会成员身份、涉及健康、性生活或性取向的数据、基因数据、生物识别数据”等数据类型。我国《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将个人财产数据、个人健康生理数据、个人身份数据、网络身份标识信息均列入其中。可是,从对基本人格权利产生重大风险的标准看,上述敏感数据范围过于宽泛,有必要参考我国台湾地区“个人资料保护法”第6条的规定,把敏感数据限定在“民族、基因、性生活、医疗信息、健康检查、犯罪记录、宗教信仰”之内。[31]此外,为了避免列举类型与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落差,可以进一步将“对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数据”作为兜底条款,以发挥查遗补漏的功能。需要说明的是,在实践中,出于明确性的要求,法院必须从核心数据类型出发,综合考量权利危害程度、损害结果严重性和持续性等要素,以新的数据类型与列举数据的“邻近性”(proximity)为基准,最终判断是否对前者作出延伸保护。

 三、结语

如果说农业经济的核心要素是土地,工业经济的核心要素是能源,那么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就是“数据”。数据不但是用之不竭、绿色环保的生产资料,从而让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相得益彰。而且,作为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原材料,它还激发了科技创新的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成长空间、关键的着力点和主要支撑体系。最后,经由数据的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在不改变物质资本投入的前提下促进了经济的内生型增长。因此,赋予数据以财产权利已刻不容缓。但是,网络时代的大量数据并不能凭空产生,事实上,它们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每个人数据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悲一喜。数据已成为每个人虚拟人格的电子画像的基础。正因如此,如何妥善分配数据的财产权利,不但有助于稳定各利益相关者的预期,令数据纠纷防患于未然,更有助于实现公民的人格利益、企业的经济利益和国家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我们希冀,本文提出的“数据业者捕获所有权”为主、“数据主体关联所有权”为辅的二元权利结构能够为这一问题作出有益的探索。 


[1]本文用“财产权”来涵盖我国《物权法》中的“物权”以及具有类似法律效果的其他权利(如知识产权),并不包括“债权”。

[2] [美]H·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109页。

[3]简资修:《物权的外部性问题》,《中研院法学期刊》第8期。

[4]这里借鉴同时修改了Henry Hansmann & Reinier Kraakman 的观点。See HenryHansmann & Reinier Kraakman, Property, Contract and Verification: The  Numerus Clausus  Problem and theDivisibility of Rights, 31 J. LEGAL STUD. S373 (2002).

[5] [美] 詹姆斯·格雷克:《信息简史》,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

[6] [德]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张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60页。

[7] See Halwood Corporation Ltdv Chief Commissioner of Stamp Duties (1994) 33 NSWLR 395.

[8]王坚:《在线》,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63-69页。

[9] Anja Lambrecht, Catherine E. Tucker, Can Big Data Protect a Firmfrom Competition? (December 18, 2015). Available at SSRN:https://ssrn.com/abstract=2705530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705530

[10]刘保玉:《论物权公示原则在物权性质界定与类别划分中的意义——兼及公示要件主义公示对抗主义的立法模式选择》,《法学论丛》2007年第3期。

[11]高圣平:《物权法与担保法:对比分析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244页。

[12]马俊驹:《人格与财产的关系——兼论法国民法的‘总体财产’理论》,《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1期。

[13] J.E. Penner, The Idea ofProperty in Law, Oxford: Clarendon, 1997, p111.

[14] See NPB v. Ainsworth [1965]AC 1175.

[15] National Trustees Executorsand Agency Co of Australasia Ltd v FCT (1954) 91 CLR.

[16] Josef ADrexl, Designing Competitive Markets for Industrial Data –Between Propertisation and Access, 8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mmerce Law, 2017.

[17] Pierson v. Post, (1805) 3 Cai. R. 175 .

[18]约翰·G·斯普兰克林:《美国财产法精解(第2版)》,钟书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19] Thomas Merrill, Henry Smith, Property: Principles and Policies,Foundation Press, 2012, p87.

[20]约翰·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0页。

[21]约翰·G·斯普兰克林:《美国财产法精解(第2版)》,钟书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22]龙卫球:《数据新型财产权构建及其体系研究》,《政法论坛》2018年第4期。

[23] [英]艾琳·麦克哈格、[澳]巴里·巴顿、[新西兰]阿德里安·布拉德布鲁克、[澳]李·戈登:《能源与自然资源中的财产和法律》,胡德胜、魏铁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页。

[24] Maximilian Becker, Rechte an Industrial Data und die DSM-Strategie(2016/1) GRUR Newsletter 7,https://www.grur.org/fileadmin/daten_bilder/newsletter/2016-01_GRUR_Newsletter.pdf.

[25] Carol M. Rose, Energy andEfficiency in the Realignment of Common-Law Water Rights,

19 J. LEGAL STUD. 261, 263 (1990).

[26]翁清坤:《赋予当事人个人资料财产权地位之优势与局限:以美国法为中心》,《台大法学论丛》,2018年第3期。

[27] Sonia M. Suter, Disentangling Privacy from Property: toward aDeeper Understanding of Genetic Privacy, 72 GEO.WASH. L. REV. (2004).

[28] 255 Ky. 685; 75 S.W.2d 204; 1934 Ky. LEXIS 301

[29]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0页。

[30]冷传莉:《论人格物的界定与动态发展》,《法学论坛》2010年第2期。

[31]张新宝:《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主要矛盾研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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