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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适格主体研究 ——一种国际法进路
发布时间:2019-11-28 来源:

 王玫黎  胡晓

原文载于《电子知识产权》2019年第10期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不断增多,创作物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值得研究。首先,应明确人工智能创作对现有知识产权的挑战,清楚界定人工智能并不是民法上的人;其次,以美国和欧盟的国家实践为例说明,目前知识产权保护的主体只能是人;再次,想要解决现有法律困境以适应技术进步,只有在扩大知识产权适格主体的前提下,把人工智能创作分为依赖人类进行的创作和创造型人工智能的创作两种模式进行适格主体认定;最后,在分析当前国际法保护人工智能创作不足的基础上,得出国际法途径保护人工智能创作可以制定机器人宪章,在此基础上各国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还应当做好国内法与条约的衔接工作,以及持续发挥多边主义的作用。

关键词:人工智能;适格主体;知识产权;域外经验;宪章
 

人工智能的大力发展不仅是技术上的一次革命,也会给法律带来一定影响。本文讨论的是能够再现人类智能某些方面的人工智能或者能够做一些有限的人类决定的人工智能。随着弱人工智能变得日益重要,[1]它将迫使我们改变现实世界中的某些假定,其中就包括我们法律所做的一些假定。在美国,包括地方、各州和联邦在内的几乎所有法律都体现这样一个假定:即所有的决定都是由人类作出的。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普及将迫使我们不得不去修改法律,因为现行许多法律将无法有效应对人机问题。这些领域其中就涉及知识产权,它将不得不进行调整以便有效地应对那些并非由人类作出的决定。

一、人工智能创作对现有知识产权主体的挑战

目前,在所有国内法中民法与自然人的关系最为密切——自然人是民法的主要规制对象。但人工智能这种主体的出现无疑是对这种密切关系的一种挑战。虽然这种挑战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很早以前人们就对动物的主体地位产生过争议,因为动物也有生命,与人类之间也会产生于一种相互依赖的情形(特别是宠物),并且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不断增强,随意掠夺动物生命的行为会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状态,所以有些国家开始从法律上对动物的法律人格进行调整。如奥地利在1988年对《民法典》进行修正,对第285条进行了修改,在此条款下新增a款,该款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受到特别法的保护,关于物的规定仅于物特别规定的情形适用于动物”;1990年修订的《德国民法典》增补的第90条a款,形成了与奥地利类似的规定;2002年瑞士联邦修正《瑞士民法典》第641条a款,形成了和奥地利、德国类似的关于动物规定。但这些规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然人是唯一的有生命的民事主体的地位,因为这些法律虽然赋予动物不同于一般物的法律地位,但在缺乏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仍然应当将它们当作物来看待。[2]人工智能相比动物来说,对民法规制主体造成的冲击效果更强,原因在于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自然人的某些特质,与自然人有非常大的相似性。

   (一)民法对“人”的界定

首先,民法上的人必须是得到法律确认的主体。通过分析各国的民法制度不难看出,民法上所谓的人必须是得到主权国家法律认可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可称作民法上的人。民法上的人必须能承担法律规定的权利以及享受义务。[3]也正因为如此,法律所塑造出来的人,并不是一种稳定状态,这种法律人格有可能被赋予也有可能随时被取消。此外,民法上的人作为社会人,必须和他人发生法律关系时才具有法律上的属性。因为当一个人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时,并不会发生外来风险,也不会存在他主张权利的对象。因此,法律上的人是作为法律社会团体的自然人。[4]

其次,民法上的人必须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人格属性是个体所固有的,无需借助其他媒介就可以获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人格利益旨在保护人的人格平等、自由、安全,[5]除却内容确定的具体人格外,其他人格利益归属一般人格权范畴。事实上,一般存留人类痕迹的事物,均可作为承载人格利益信息的载体,如指纹、脚印可作为基因、年龄、遗传病史等人格利益信息等。因此,想要拥有民法上独立的人格进而拥有人格利益,必须是自然人。

最后,民法上的人必须是一个理性主体。所谓理性是指人的一种自然能力,它不仅是人们做出行为的理由基础,也是人们评价他人行为的基础。所谓理性具体到民法制度是指,民法制度的设定都是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理性人就是民法中“人”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一假定就不能从复杂的人类行为中抽象出普遍的规则。也正是因为对理性的充分认识,所以每个人才需要对自己过失、故意的错误行为承担相应责任,这也是过错责任制成为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原因。

   (二)人工智能不是民法上的“人”

首先,人工智能没有生命。拥有生命和享有生命权是自然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基础和前提。目前人工智能并不具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虽然按照当前的发展趋势和速度,当人工智能技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6]可能会具有某种生命特质,以致将其纳入生命范畴。从自然角度来看,传统意义上的生命概念强调的是生老病死这种自然演化的过程,是不可代替和逆转的,而人工智能纵然进入生命范畴,那也是一蹴而就的,并不存在这样一种过程。从法律角度来看,主观能动性是人类生命的体现,虽然现在已经有人工智能通过了图灵测试,[7]但这种思维并没有上升到生命层面,所以无论是从自然角度还是法律角度来看,人工智能都只有使用寿命没有生命,所以也不能享有生命权。

其次,人工智能不具有自然人的个体性差异。从本质上说,人工智能具有可归类性,而自然人具有复杂性,人工智能可以同多程序或代码进行简单复制,自然人却不行。不仅如此,任何自然人对自己的未来都充满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有可能会使人们陷入危险,所以人们会通过很多方式来增加确定性的概率——法律和宗教就是两种主要方式。法律通过事先写好的法条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设定,人们通过对法条的理解来规范自己行为以及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从而使得行为结果具有确定性。而人工智能则不具有自然人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因为它是按照人类事先写好的程序研发出来的,我们在编写程序时就可以预见人工智能的行为形式和后果,所以民法基于自然人假定而设计的规则,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是无用的。    

最后,机器人无法实现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对自然进行改造。自然人作为一种积极生命体的存在,从一开始就不是消极的适应自然,而是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去改造自然并且实现和自然和谐相处。也就是说,人之所以可以以一种排他的方式存在,是因为人在进行生产的同时,会与生产对象之间产生收益关系、使用关系、占用关系、处分关系。但是反观人工智能,虽然它能和生产对象之间形成一定的利用关系,但却不能形成占有关系,更不能形成具有法律属性的处分关系和收益关系。所以,人工智能的出现仍然是以一种工具形式存在,它并不具有完全的意思能力,所以也无独立的财产能力和责任能力。

二、认定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主体的域外经验

目前,人工智能并不是民法上的主体,所以也不能成为知识产权创作的权利人。但是随着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不断增多,有必要分析了解国际实践对人工智能知识产权创作主体的认定,以及该国的国内法规则,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法律的引导功能、规制功能和促进功能,实现上层建筑与新兴技术的良性互动。

    (一)美国法律及最高法判例

美国是许多国际性知识产权条约的缔约国,所以美国的知识产权法基本上与这些国际性规定是相一致的。然而,值得大家关注的是美国有关专利和版权的法律,因为当人工智能开始创造原创性内容时,这些法律可能是最重要的。美国宪法主要是通过授权国会来保护知识产权,即国会有权“保障作者和发明家在有限时间内享有各自著作和发明的专有权。”[8]与《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一样,美国的知识产权法也规定只有人类才能发明和创造。美国宪法提到了“发明者”和“作者”的概念。发明者通常被定义为“进行发明的人”[9]而作者通常被定义为“一个创作书籍、文章或其他书画作品的人”。[10]此外,美国的法律和法典也没有试图对这些词语进行更广泛的定义。专利法提到了“专利权人”这一概念,但该概念仅包括那些“被授予专利权的人”。[11]专利法中还提到了“发明者”的概念,但其定义也只是进行发明或创造的“人”。[12]同样,版权法显然也只是想保护由人类创作的知识产权,尽管并没有明确规定,但许多条款可以予以佐证。例如,当作者去世时,版权将被转移给其配偶或子女。唯一明显的例外就是职务作品的版权归属,其作品的版权属于雇主,而非职务作品的作者本身。[13]同样,“匿名作品”被定义为没有确定“自然人(naturalperson)”(即一个真实的人,而非一个机器或者软件)作者的作品。[14]尽管这种立法表述并不能完全说明只有自然人才能成为“匿名作品”的作者,但我们必须明确保护匿名作品的立法目的,即为了让真正的作者在被发现时能够享有版权利益,如果从这一观点出发,那么在美国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就不能成为匿名作品的创作主体。[15][admin1] 

既然已经提到在美国版权(以及专利权)不能由非人类创作。那么人工智能创造的知识产权应当归属谁呢?威廉·拉尔斯顿(William T.Ralston)的理论是,如果任何人实施了影响最终作品的行为,且该影响在版权法下被认定为具有原创性,那么该版权应为行为实施人所有。[16]因此,无论是谁对人工智能创造“一些独特性东西(something unique)”的创造过程提供了输入,那么这个人都应该被认定为作者。[17]在这得出一结论的过程中,拉尔斯顿应用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两个判例来应证他的论点。在Bleisteinv.DonaldsonLithographing Co.案中,原告是快递平版印刷公司的雇员Bleistein本杰明华莱士(Benjamin Wallace)雇了这家快递平板印刷公司,华莱士经营着一个名为“大华莱士秀”(Great Wallace Show)的巡回马戏团,该印刷公司负责设计和制作用于宣传马戏团海报的彩色版画,海报上有来自马戏团的图片。当本杰明华莱士的海报用完之后,他没有向原告订购更多的海报,而是雇佣了唐纳森(Donaldson)平版印刷公司——原告的竞争对手——来复制其中的三张海报。Bleistein控告唐纳森侵犯版权。唐纳森反对的理由是,这些海报仅仅是广告,因此不应被视为符合美国宪法或1870年版权法的版权保护条件。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认为这些海报不受版权保护,原告提出上诉。[18]在此案中法官认为:“个性总是包含一些独特的东西。它甚至可以在笔记中展现出其独特性,而且即便是再平庸不过的艺术也有其不可浊灭的东西,那就是所谓独特性,正是这些东西使得它们受到版权的保护。”[19]此外,在另一个案子Burrow-Giles Lithographic Co. v.Sarony中,著名摄影师SaronyBurrow-Giles平版印刷公司提起版权侵权诉讼,该公司销售未经授权的Sarony为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拍摄的平面照片。该公司认为,根据美国宪法第8条第8款保护版权,照片不能作为“作者”的制作,因此,1865年版权法第4952条明确将保护范围扩大到照片,这是违宪的。纽约南区的联邦审判法院虽然对4952条的合宪性表示怀疑,但拒绝将其作废,并判平板印刷公司向Sarony支付610美元。该判决得到了美国纽约南区巡回法院的批准,随后又被最高法院确认。[20]在该案中,法院认为:“作者是拥有原创性事物的人。”[21]换句话说,作者是能够创作原创性事物的人,因为只有他创造的东西与原来的东西不同时才能认定为具有原创性。在分析这些判例时,威廉·拉尔斯顿解释,有两类人可能会声称自己是作者:一是创造人工智能的编程者;二是利用人工智能创造新介质的用户。[22]根据威廉·拉尔斯顿的分析,只有人类给创作添加了“一些独特性东西”时,人类作者才会成为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物的作者或发明者,他忽视了一点即当人工智能本身就是这些原创性作品的来源,而不是人类时,此时的知识产权归属该如何认定。

    (二)《欧盟专利公约》与欧洲专利局判例

从申请主体看,《欧盟专利公约》第2部分第2章第58条规定:欧洲专利申请可以由任何自然人、法人或者相当于法人的任何组织依照其所适用的法律提出;第59条规定:欧洲专利申请也可以由联合申请人提出,也可以由指定不同缔约国的两名或两名以上申请人提出;第60条(1)规定:欧洲专利权属于发明人或者其权利继承人,如发明人为劳动者,欧洲专利权依照其主要受雇国的法律确定,不能确定劳动者主要受雇国的,适用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法律。从保护的客体看,《欧盟专利公约》第52条(1)规定:欧洲专利应授予所有技术领域的任何发明,只要这些发明是新的、涉及发明步骤并且易于工业应用;而根据第52条(2):(a)发现、科学理论和数学方法;(b)美学创作;(c)从事智力活动、游戏、业务的方案、规则、方法和计算机程序;(d)情报的提供,不应视为(1)所指的发明;第52条(3)规定:“第2款应仅在欧洲专利申请或欧洲专利与该主题或活动相关的范围内,才排除其所述主题或活动的可专利性”。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是依靠事先写好的程序工作,二是嵌入到硬件中工作(如人工智能无人机、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汽车等)。从这两种运作模式来看,人工智能发明很有可能属于《公约》第52条(2)中排出专利授予的客体范围。但是第52条第2款并非将列明的四种客体完全排出在外,因为第52条(3)又规定了只有在欧洲专利申请或欧洲专利涉及第2款规定所述的“主题或活动的限度内”,才排除取得专利的条件。所以在欧洲,发明的申请必须具有技术性且能解决现实问题,否则将会被认定为第52条(2)(as such),不能成为专利保护的客体。

欧洲专利局的上诉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在T-0022/85专利申请的决定中认为,[23]该案中权利要求仅仅定义了已知硬件与要储存的文档信息有关的新软件配置,而没有定义已知硬件操作的其他技术性方法,故而缺乏新颖性,所以它的实质仅仅存在于《公约》第52条(2)中所指的计算机程序中,无论权利人所声称的形式如何,都不能认为是《公约》第51条(1)意义上的可授予专利的发明。权利人提出上诉,最后上诉被驳回。在另一个T-0483/11案中,[24]该案是针对审查部拒绝欧洲专利申请EP03786541.7决定的上诉,该专利申请涉及电子文档摘要信息的生成,委员会最后也是驳回了该上诉。但在决定理由中委员会认为,该方法由技术手段(网络的一个或多个服务器)执行,因此具有技术特征。这与《公约》第52条(1)中所指的发明有关,但是创造性的问题需要评估发明是否对现有技术做出贡献,不做出贡献的特征则不能支持创造性的存在。

通过上述对《欧盟专利公约》和欧盟专利局案例的分析不难看出,欧洲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只能是自然人、法人或组织;专利申请的客体为必须具有技术性,且技术性必须对现有科技做出贡献。所以首先在欧洲人工智能不能成为知识产权申请的主体;其次人工智能相关发明可以成为欧洲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但申请人必须说明该发明存在何种技术性并且做出了何种贡献;最后人工智能发明在欧洲有违《公约》第52条(2)款之嫌,并非所有人工智能创新都可以得到专利保护。

三、人工智能适格主体的认定

通过分析美国和欧盟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现行知识产权法在调整创造型人工智能时会引发许多混乱,其原因在于他们并没有对人工智能的创作进行规定以及分类,在没有法律进行规制的情况下,人们很有可能利用这种漏洞来获取利益,这不仅会给实践造成混乱,也会阻碍人工智能的潜在发展。重新界定人工智能适格主体的认定,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因为这关系到人工智能的技术推进以及人工智能创造财富的归属问题。因此,美国和欧盟应该修改现有的知识产权法来解决创造型人工智能问题,具体可以通过扩大知识产权申请主体的范围,将能够独立创作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囊括进去。对此,可以分为两部分进行规制。

    (一)依赖人类进行的创作

如果是人工智能依赖与人类互动进行的创作,用户应当被认定为知识产权创作主体。以苹果公司产品Siri为例。根据前文提到的威廉·拉尔斯顿的理论,[25]创造Siri的苹果公司工程师和装有Siri的苹果手机所有者可以都可以称自己是创作者。首先,如果苹果手机的所有者通过和Siri互动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回应,根据这些回应他(她)创造了一件有价值的知识产权,比如将回应写进歌词中,或者编成一个广告用语等,那么该用户应当获得版权。尽管Siri的回应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但最终是用户对回应进行整理并形成了最后的作品。其次,虽然苹果公司的工程师为Siri提供了软件编程,但实际上是用户通过和Siri互动来创作了新的知识产权,用户如何进行互动,以及后续如何对互动进行整合也是考虑作品适格主体时要考虑的问题。这样做这可以鼓励用户继续使用人工智能设备,通过认可用户对最终的作品贡献了一些独特性东西,进而给予他们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存在的真正目的是“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的进步”[26],如果人工智能最初的编程者有权利获得后续用户利用人工智能发明创造的知识产权的话,后续用户将没有多少动力去进行发明创造。通过向使用人工智能的用户提供经济上的奖励,可以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的进步。

    (二)创造型人工智能的创作

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开启了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能够在没有进一步人类指导下独自进行创作,用户主张享有作者身份是不可行的,[27]此时人工智能应当被认定为知识产权主体,但在作品进入公众领域之前,人工智能的创造者享有5年的知识产权。首先,这可以鼓励编程者继续去开发能够持续、自主创造新内容的人工智能,同时相较于单独由人类创造的作品,通过加快这类作品进入公众领域的速度,从而增进公共利益。这与传统的保护措施相比,对于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的进步更有刺激作用。其次,如果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在5年后进入公众领域,这5年期限就给了人工智能编程者一段合理的时间,让其能够从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中获利,5年之后,所有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这样一来,不仅一揽子解决了知识产权让与、继承等问题,这也将是人工智能创造经济利益的一次解放。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人们将会更有动力利用人工智能去创作新的作品,进而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目的。

从理论上来说,把人工智能创造作出上述两种分类,能够确定由人工智能单独创造或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创造的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而且将人工智能创作按照这两种方式进行分类也是一项易于管理的制度,通过对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和开发创造人工智能的人进行公平奖励,从而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的进步。前文提到的Siri开发者将会有动力继续开发类似的人工智能装置,以便向用户销售。而Siri等人工智能用户也将会在经济利益的激励下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创作,因为他们可以从使用人工智能创造的知识产权中获利。这个制度的目标就是要确保我们通过奖励有才华的编程者来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时也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从人工智能中受益。

四、人工智能适格主体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国际法通过条约和习惯来调整各国关系和多边事务,国际法不同于国内法存在统一的权利机关来跟进法律的落实,各国根据对自身利益的判断自愿加入国际条约,并根据诚信原则善意遵约。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势必会影响国际法。就像所有形式的法律一样,国际法也假定所有决定都是由人作出的,但当人工智能有一天能自主行动时,国际法又该如何应对。当前国际法并没有对人工智能作出决定的法律效果有任何规定。

   (一)当前国际法保护人工智能创作适格主体的不足

1.缺少统一规则和管理机构

国际法的实现以条约和习惯为基础,相比国际习惯的形成,通过条约来实现法律全球化显得更加快速有效,从1883年的《巴黎公约》到1886年的《伯尔尼公约》,实现了通过多边条约协调各国知识产权的机制。自此以后,关于知识产权的多边条约不断被签订,并且一些主要条约已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遵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宣布,目前关于知识产权的多边条约有26个,由该机构实行统一管理,[28]已经涵盖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关于知识产权的条约。纵观这26个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知识产权条约,签订时间大多集中在20世纪末,当时的人工智能技术并不普及,所以条约中也没有对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问题作出规定。时至今日,人工智能技术虽谈不上完全成熟,但它因为知识产权所产生的问题对法律造成的挑战却不容忽视,各国如何认定人工智能创作知识产权归属问题有必要进行统一,条约的签订是通过多方协商得来的结果,这与多边发展的国际法理念也不谋而合。但是通过条约这种法律形式对人工智能进行规制是我们要达到的最终目的,现在看来还为时过早,我们可以通过软法向硬法逐步推进的方式,来实现人工智能公约化的目的。至于建立的相关公约可以由WIPO进行管理,这样不仅是世界知识产权法律的一次进步,也可以促进WIPO机构政策的变革。WIPO的一份最新报告中,WIPO已经对人工智能相关问题作出了回答,但这些回答只包括:人工智能数据的使用和保护、标准和数据共享的发展、如何为创新提供资金、新技术的监管,甚至包括高度先进的人工智能可能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风险等。[29]并没有谈到人工智能创作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在另一篇文章中WIPO曾简单提到:“人工智能的创造或发明是否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条件?如果符合,谁拥有这些权利。”[30]文章中并未给出具体答案。可见当今国际不管是条约还是机构都没有对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的归属作出判定,而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又不得不迫使国际法作出相关回应。

2.各国认定知识产权主体实践不一致

如前段所述,当今国际社会并未对人工智能知识产权归属问题达成统一标准,也没有一个机构对此进行规则建设,这就导致了在面临人工智能创作物归属问题的判定上,不同国家在实践中得到的结论也不同。在美国,前文提到,首先美国关于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规定表明,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只能是自然人;其次,美国最高法院将自然法则、物理现象、抽象概念列为不可专利的三个例外。[31]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所依靠的程序或者算法设计出来的物品,很容易落入抽象概念的范畴。在Diamond诉Diehr案中,[32]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中指出,抽象概念不是专利保护的对象;在In re Comiskey案中,[33]美国最高法院又指出,人工智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提出的方案也是不可专利的。综上,通过美国知识产权法的相关规定和法院判例可以得出,当前美国关于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认定主要还是人工智能背后的自然人。在欧盟法规层面相比美国对可专利性的问题规定得更加明确:《欧盟专利公约》规定欧盟专利可以授予所有技术领域的任何发明,但该专利主张必须具有技术特征,[34]并且将不具有技术特征的“发现、科学理论和数学方法”“实行精神活动的计划、规则和方法”“计算机程序”等排除在外。[35]但在司法实践层面,由于欧盟是欧洲多个国家的联盟,所以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知识产权机构,欧洲专利局、欧盟缔约国专利局以及法院对《欧洲专利公约》的解释和适用上,就不存在统一的标准。欧盟和美国虽然在知识产权发明人必须是自然人上规定是一致的,但在法律层面和实践层面也留下了诸多空白和不确定之处。导致有些认为人工智能知识产权归属是背后的编程者,[36]有些又认为属于操作者,[37]还有些认为可以编程者和操作者共有。[38]法院判例和学者学说的不统一难免会造成现实生活中处理类似问题的混乱,所以由道德向法律逐步推进来统一各国做法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

   (二)人工智能创作适格主体保护的完善

1.制定有关人工智能的宪章

欧洲议会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会给现代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隐私、安全、法律冲突、数据保护等。所以欧洲议会提议制定机器人宪章,[39]为机器人的使用提供一个总体框架,在提议的附件中还指出了该宪章的形式是一个包含行为准则的章程式框架,其中包括机器人工程师行为守则、研究伦理委员会在审查机器人协议时的行为守则以及设计师和用户的许可证。因此,宪章[admin2] 将涵盖《机器人工程师道德行为守则》、《研究道德委员会守则》、《设计师许可》和《用户许可》的总括架构。[40]目前,宪章[admin3] 的具体范围还在进一步讨论中。

在我们一般的理解里,道德宪章、行为守则、专业守则等相关术语是有关部门自我管理的标志。200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出,有256项行为准则是来自公司或一些业务领域。[41]然而,这些宪章和行为守则与一般的法律相比可能价值有所不同,事实上,“宪章”和“行为守则”并不是法律术语。通常,它们是用来管理员工、与客户沟通、展示给世人的一种工具。它们包括自愿承诺遵守的权利、义务、行为等。这些行为准则是软法的一部分,软法是一种用来提醒相关事宜或为以后正式立法的一种铺垫。欧洲会议认为“机器人宪章”的遵守是以自愿为前提的,原则上,一部没有约束力的准则,人们如果违反,最直接的惩罚将是被排除在此准则之外。另一方面,“行为守则”也可指具有不同法律效力的文件。如在法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但只有由法国专业协会起草的行为准则才具有法律效力。专业协会只有在准则发布后才获得监管地位,在此之后,如果未能履行专业义务就可能受到惩罚。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一项行为守则没有法律约束力,也没有根据合同加以实施,那么它仍然只是作为一套道德准则,适用于它的对象。但是无论如何,这些用来规范相关利益者关系的道德准则,不能强加于第三方,比如机器人买家。除非这些义务已进入合同范围。其中《宪章》涵盖的《用户许可》中用户许可证概念或许难以理解,在实践中,许可证是指一种协议,在这种协议中,某些权利(特别是知识产权)的持有者和用户为使用有关产品设定条款和条件。因此议会的提议或许为这种许可证合同提供了一个合同范本。虽然欧洲议会在建议中仅在介绍段落涉及到了人工智能专利,但对于知识产权,议会希望欧盟委员会对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采取一种中立的方式,在保护创新的基础上可以平衡各方利益。虽然只是简单提及,但这份报告对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的理念具有超前性,这将会对未来制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宪章》通过道德的方式对人工智能进行规制,从道德到法律(公约)的过度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对各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缓冲期。纵然目前各国都在占领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地,但是在享受人工智能带来技术进步的同时,它的弊端以及对道德的冲击该如何应对各国都还在探索阶段,如果现在贸然签订公约,各国出于对核心利益的考量可能很难做到协商一致。从道德逐步过度到法律的方式来调整人工智能不失为一个明智之选,各国在这个时间段可以互相进行利益磨合,待时机成熟再形成公约,这样不仅各国能从心理上认同公约,利益上也能达到最大化的互利共赢。

2.尽力衔接好国内法与国际法规定

既然调整人工智能知识产权适格主体最终是各国达成双边或多边条约,以此实现规则的统一,按照本文人工智能适格主体规制的建议即扩大知识产权申请主体范围,但目前各国国内法关于认定人工智能主体的实践来看,各国的规定都为自然人,如果最终要走向签订知识产权主体扩大范围的条约,那么我国的国内法与未来的条约之间必然发生冲突。在国家实践中,这两者关系的处理是复杂的。原则上,国际法在国内的效力是各国按照自己的法律加以处理的。[42]关于条约在国内的地位,因为各国的法律体系不同,所以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同情形:转化式,通过立法机关将条约转化为国内法再适用;并入式,通过宪法或者法律将条约纳入国内法体系进而直接适用;混合式,转化与并入同时采取。在我国对于条约和国内法的效力问题,宪法并未作出规定,这难免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当代社会不能只注重国内的法治建设,而是应该国内、国外法治建设两手抓,所以我国在对待条约与国内法位阶的问题上不应再保持沉默。参考各国实践,我国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认真研究现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以及已经签订的条约,用明示的方式在宪法中作出规定,明确条约在我国的地位,这样做不仅可以统一国内司法部门和法律人士的认识,避免实践中的混乱,而且也有利于帮助我国获取推动国际和国内法治建设方面的道义高地。二是以加入的条约为基础修订国内法律,人工智能作为新兴产物,相关规则的建设应该紧跟,条约是国家间谈判的结果,国家的加入就代表了条约与其自身利益相符,以条约为基础修改国内立法,不仅是推动国内立法的一次进步,同时也能维护国内法尊严。

    3.加强有关人工智能国际合作

首先,全球知识产权的功能互通需要多边合作。[43]2019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谈到:“近年来中国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建设,将知识产权的保护覆盖到各个领域,并且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政策保障,这些做法以及经验都是值得同“一带一路”国家分享的。”[44]“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各方战略合作一直稳步推进,其中就包括知识产权领域,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企业利益,同时也为沿线国家的知识产权建设带去了先进的理念。2019年4月2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最新数据,2018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授权公告量为3299件,同比增长10.6%,共计进入17个国家。[45]2017年我国知识产权局同柬埔寨工业和手工业部签署知识产权合作谅解备忘录;2018年4月与老挝科技部签署知识产权合作谅解备忘录,这种合作方式使得我国的发明可以在相应国家直接办理登记手续,得到更加快捷的认可和保护,避免了复杂的审查程序,不仅节省申请人的时间和费用,也为知识产权领域的创新注入了动力和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目前。我国已经与4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知识产权合作关系,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签署了《关于加强“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政府间协议》指导性文件,使得我国的专利在更多国家得到认可。当前世界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风险和挑战,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突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冲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各方面合作逐步从政策落到实践,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不仅刺激了创新,也为合作国家的经济模式升级提供了力。

其次,知识产权制度互通以确保公平竞争。越来越多的“专利战”在世界各地的法院里上演,一方面证明了知识产权在驱动创新上的决定性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个领域存在着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各国对知识产权的国内法律规定,和签订的知识产权多边条约构成了现今知识产权国际法律体系,但这个体系对于知识产权的调整并不是万能的。比如,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的知识产权,由于不管是国内法还是条约都未把人工智能纳入知识产权创作的主体范围,所以法律在面对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知识产权创作时难免会显得无能为力;又如,虽然法律承认人工智能创作的知识产权,但对于权利的保护方式到底是不是科学公平的也值得探讨。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目标不仅是可以保护创新,规则的良好建立也可以帮助我们抵御诱惑,[46]实现公平竞争的同时让创新成果可以为人类所享。而且知识产权竞争今后将会成为各国竞争的主要领域之一,合则共赢,分则伤。我国近年来不仅加快完善知识产权法治建设,同时也注重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以“一带一路”为平台,积极同沿线国家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机制。除此之外,与WIPO、金砖国家以及其他国家间的知识产权合作也在同步推进并取得良好进展。

最后,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援助力度。加强南南合作与三角合作。[47]南南合作是指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合作,而三角合作是指增加一个对南南倡议予以支持的发达国家,两种合作形式并行;[48]加强知识产权许可制度的构建,重点帮助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在拓展业务或者开拓经营时可能困难重重,许可证制度是助力中小型企业实现这些商业目的的工具。这在国际层面上来看,只有当许可者愿意许可知识产权在其他国家也得到保护时,才可能签订正式的许可合同,如果知识产权在其他国家不受保护,则不仅不能进行许可,对他人违法使用知识产权的行为也无法施加任何限制的法律权利;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培训机构的建设。[49]可以让发展中国家围绕本国具体目标和重点,培养自力更生的知识产权建设能力,发达国家也可通过这个平台,分享知识产权经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平台积极同沿线国家分享知识产权经验,开展多方面形式的合作。2017年同济大学启动“一带一路”知识产权硕士学位项目,招收不同国籍的学员来华参加此次项目学习,通过这种项目的开展,不仅可以让学员了解中国知识产权相关规定,而且会帮助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走向国际。如何让地区发展差距缩小,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多边主义是实现共享共赢极其重要的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相关的项目实践就为此提供了新平台。

五、结语

本文仅仅是从知识产权角度来思考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挑战,我们必须清楚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法律方面的挑战。阿西莫夫(Asimov)对于人工智能最具启发性的构想就是机器人三大法则(Three Laws ofRobots):1.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对人类受到的伤害袖手旁观;2.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命令,但不能违背第一定律;3.机器人必须尽可能地保护自己,但不能违背第一第二定律。但当强人工智能时代到来时,这三条定律其实也存在一定漏洞,如机器人自己修改程序我们该如何应对;机器人以利益去诱导人类对其程序进行修改时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当然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完善机器人底层规则设定来对此进行规制,[50]当有一天最后一条定律可以用第一条回答时,便形成一个闭循环的机器人定律。但我们也应明白,所谓强人工智能就是机器人意识超越人类,我们眼中的闭环模式只是一个平面的头尾相接,强人工智能眼中的闭循环却是一个立体的逻辑循环,我们的闭循环限制不了人工智能的逻辑思维。所以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挑战还需要更多的考量,每一次新技术的革新都是刺激人类社会进步的契机(不管是法律还是经济),我们应该做好万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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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为字数关系,注释省略,详见《电子知识产权》刊发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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